1940年华北抗日战场上，八路军以105个团的兵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，重创了日军在敌后实施的“囚笼政策”，极大振奋了全国抗战士气，连国民党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打击的沉重效果。表面上的大胜，却为敌后两年的噩梦埋下伏笔；晚年的彭德怀更坦言，这场战役带来的一次战术决策失误，是他军旅生涯中最深的教训之一。

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对华北敌后力量的轻视。战后，日方彻底警觉，把敌后根据地视为牵制其兵力的最大隐患。1941年，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，改变了之前较为克制的做法，展开大规模报复性行动，推行残酷的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在华北广泛实行焚毁、屠戮、掠夺的三光政策，导致广大根据地陷入水深火热。

日军对村庄的扫荡异常残暴：房屋被焚，水井被封或投毒，粮食畜牲被抢掠，无辜百姓遭到屠戮，甚至婴幼儿也难以幸免。党史资料记载，仅两年间，华北根据地人口由约500万锐减至约250万；大片巩固区被蚕食，许多地区由正规根据地沦为游击区乃至敌占区，敌后抗战陷入极其艰难的局面。八路军的兵力与物资也遭受重创，部队人数由战前约40万降至约34万，装备与补给损失巨大。无数百姓失去家园，生活潦倒，靠树皮草根维生，华北大地满目疮痍。

在这些惨烈事件中，关家垴之战对彭德怀而言尤为沉重，也成为他后来反思的核心案件。1940年10月，百团大战后期，冈崎大队约五百人深入太行山区，根据地遭到严重骚扰与掠夺。为惩戒敌人、保护根据地，彭德怀决意用重兵围歼这支孤立日军，集结约两万人的主力实施攻击。

然而，八路军擅长机动游击和运动战，不长于正面攻坚。日军占据关家垴高地，依托工事和机枪火力构筑严密防御。我方战士多以汉阳造步枪和手榴弹迎击，在枪林弹雨中向高地冲锋，伤亡惨重。时任副参谋长左权多次建议暂停强攻、调整战法，但彭德怀因要挽回根据地气势，仍然坚持命令，要求拿下阵地并全歼敌军。最终我军歼灭了冈崎大队，保住了根据地的面子与威信，但代价极高：超过两千人伤亡，多支有着光荣战史的连队被打残、建制受损。

事后反思显示，关家垴之战在战术上属于以短板对抗敌之长，违背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。彭德怀在晚年的自述中坦承，这次强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战略失误——一时意气用事，导致了不必要的重大伤亡，并给部队带来了长期影响。从纯战术层面看，这场胜利得不偿失，暴露了我军在装备与阵地攻坚上的弱点，付出沉重代价。

但若把这次血战放在整个民族抗战的大局来审视，其影响又显得复杂：虽代价惨重，这种以决战回应敌人挑衅的做法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根据地的威信，增强了部分民众与部队的抗敌决心，并对日军的深挖浅打形成了抵制。关家垴一役既是沉痛的教训，也是艰难时代下的艰难抉择，彭德怀的直面错误与深刻自省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反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