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9月，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授衔仪式上，年轻的张又侠在台下看见父亲张宗逊肩章上的星徽闪耀，从那时起他心里便埋下了一个信念：将来要在战场上配得上这个姓氏。十九年后他穿上军装，十年后在中越边境的群山里，用八个多小时把一座难攻的防御工事据点夺了下来，兑现了当年的誓言。

松毛岭位于云南麻栗坡以南，山势北陡南缓，正面攻打十分困难。越军自1979年开始把这里筑成了密集的防御圈：地堡、暗火力点、反坦克壕交织成网。对越军而言，这是守住河江的前沿；对我军来说，这是打开老山腹地的咽喉要地。1984年初，战事再起，第14军40师抽出119团担任主攻。时年33岁的团长张又侠在作战会上摊开地图，指出那段山脊，直言要把这里拿下来并把一切反扑挫回去。虽然参谋们既激动又忧虑，但张又侠强调的是方法与决心。

从3月起，119团昼夜操练夜战渗透，反复练习在夜间拿下制高点的配合节奏。他把行动要求简化成几句要点：夜间观察要清晰、火力支援要灵、指挥控制要沉着。并借用了老一辈的经验：山里总有可行之路，只要肯去找就能过去。进入实战准备后，张又侠和参谋把每一次渗透、每一段炮火时间都反复演算。

4月29日凌晨，大雾封山，能见度很低。张又侠把这种恶劣天气当作掩护，果断决定保持炮火准备计划，但让两个连队先行匍匐渗透，待炮声掩护一响就贴网冲上去。近距步炮协同带来巨大风险：炮口与步兵距离不到六十米，稍有偏差就可能伤及己方。为此，他把指挥所前移，直接搬到炮兵阵地，与炮兵长摊开同一张射击图，逐点敲定压制、停止与紧急调整的时刻。两套电话并线，一令下炮即能停，这种把步兵与炮兵“绑”在同一张表上的做法让所有人都踏实了。

零点三十五分，主炮起轰，山体被炸开一道橘红色的火光。不到九分钟，前线报回最先攻上的高地已被控制，随后相邻两座高点相继告急。天一亮，松毛岭外围的十二个制高点被插上了五星红旗。整段夺控行动从下命到占领，在主力推动下只用了八小时，且连预备队的一个连都没动用。

越军并未轻易放弃。6月12日深夜，他们试图在南坡摸上来切断防御沟。张又侠判断对方会采用扇形推进，先让机枪班隐忍，当敌人接近至三十米时突然开火，短时间内重创来犯部队，敌人溃退，战士们在雨夜和枪火中咬紧了牙关坚持住阵地。随后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扑发生在7月12日夜，越方出动兵力约我方七倍、并在炮火掩护下猛攻。此时仍有伤未愈的张又侠拄着拐杖趴在指挥所外的石块上，现场指挥。他把步兵摆成“之”字形引敌进入预设火网，再由迫炮在后方交叉火力切割。天明时，山谷里立起一排排木牌，标记着阵地上的敌军尸位。

到8月，越方自己的统计显示伤亡近两千人，河内方面在内部文件中把松毛岭称作“伤心岭”。山坡上散落的弹壳在风里翻滚作响，成为血与火留在那片土地上的见证。战争的残酷与士兵之间的温情在这里同时显现：二营营长戴钱鑫因妻子病重一度被劝回，但张又侠命令他留下，并亲自开车到昆明把病人送进总医院；三排长秦国富腿中流弹后把担架让给伤更重的战友，宁肯自己延后治疗也不愿让排里掉链子。这种相互信任与集体荣誉感，是战斗意志的重要根基。

战后总结表明，119团凭主力在八小时内完成全线夺控，且没有动用预备队。张又侠在接受记者追问时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敌人再来一次就好了，但话里既有戏谑也有对战术与指挥自信的流露。松毛岭这次战例后来被总参吸纳进步炮协同教学中，主要经验包括：深入前沿潜伏以缩短炮火到冲锋的空档、把指挥所前移实现步炮同图同令以减少误差、以及把地形判断与现代火力覆盖结合起来，把“难打的坡”转化为可控的目标。这些战术教训影响了随后多场高地争夺战的打法。

1985年初，张又侠升任40师副师长。军区内外对他的评价混合着调侃与肯定：敢想、敢试、善变阵，而他的部下则常说跟着他打仗心里踏实。岁月流逝，硝烟散去，但松毛岭的沟壑仍在，雨季冲刷出被掩埋的弹壳与残盔，提醒后来者：那场八小时的奔袭并非偶然，而是建立在长期训练、反复推演与临场果断之上的结果。英雄不是凭空出现，更多时候是被准备与行动造就的。